無以名狀的恐怖與壓抑：《返校》對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再現與反思

編按：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早前推出「藝評獎勵計劃2024—大專組」，透過公開徵集活動，吸引及鼓勵大專生撰寫藝評文章或拍攝評論短片。得獎結果已公布，本會應香港藝術發展局邀請，特於網站轉載電影組別的獲獎作品，勉勵年輕一代積極參與電影評論。

（本文為「藝評獎勵計劃2024—大專組」電影組別「優異獎」作品，文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

2019年由徐漢強執導的台灣電影《返校》於香港上映。電影以1962年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副標題「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無疑為一聲青磬萬緣醒，不禁喚醒觀眾被壓抑的創傷記憶。在該時期的台灣社會，國民政府為了最大程度上壓制異己的聲音，於是頒布了一系列禁令，嚴密監控人民的言行與思想，嚴重打擊了台灣的自由和文化發展。電影講述翠華中學高中生方芮欣因舉報校內地下非法讀書會，導致大量師生被捕或處死。自責的方芮欣為了贖罪，選擇上吊自殺，但她的靈魂始終徘徊於校園，不斷輪迴重複地經歷這些悲痛的往事。此一「陰魂不散」的靈異現象以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理論解讀，則是作為重要的象徵符碼，具象化地呈現這段歷史創傷陰影如何在人們的記憶深處縈繞不散。

一、集體失語的恐懼和監視

60年代的台灣社會處於政治體制高度壓迫的環境，國民政府利用學校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斷作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塑造有利於其統治的台灣人民與社會。國民政府安排憲兵軍隊進駐校園，在軍訓式的升旗典禮，眾目睽睽之下暴力打人。被捕的黃又新老師大聲控訴着「國家殺人」，然而師生們個個敢怒卻不能言，沉默地繼續着升旗儀式。國民政府目的是建立其威權形象，消弭反抗聲音，務求形塑出一個個「安分守己」的良好國民。電影後部分可見其暴政的成效，當白教官在禮堂宣讀被捕者名字與他們被處死的刑罰時，台下的師生頭上均被套上麻布袋，象徵他們已成為布袋戲的布偶，不以他人痛苦而悲哀，眼見暴力也要佯裝無事或視而不見。

學校就像邊沁設計的環形監獄，監視無所不在，展現了其時國民政府霸權的意識形態輸入。在緊密的監視網下，社會瀰漫着不安、壓抑的氣氛，令人不得不服從於其體制，人人自危的同時又互相防備，最終亦難逃悲劇下場。就如讀書會成員問到：「假如我們其中有一個人被抓，你（魏仲廷）能保證那個人絕對不會出賣我們嗎？」實際上真的不能，當事發後，他們都一面倒怪罪於無辜的阿聖，以為他是出賣成員的「抓耙仔」，對他施行暴力。他們擺脫不了隨時被監控的恐懼，也無法信任身邊的人，人們雖在獄外，卻亦成囚。

在電影的後段，當方芮欣想帶重傷的魏仲廷離開時，白教官質問方芮欣是否要包庇匪徒時，他的身後顯現出更強大，更不可見的數道黑影。電影所欲批判的當權者除了指涉當年白色恐怖時期的國民政府外，還指向當下甚至未來潛在的、不可知的權力制度，為觀眾帶來了更大的反思空間。

二、禁忌與自由

方芮欣和張明暉的師生戀是電影中的關鍵情節，如果撇除道德正確性不談，單論二人在這段關係中的得着是正面的，可以說他們從這段戀情中得以忘卻現實的黑暗，暫時得到自由與救贖。站在方芮欣的角度，她在家中面對父母的爭執與家暴，處於壓抑的氛圍下她只得扭開收音機，面向窗外無聲的吶喊。在校內，由於父親與白教官的關係，可以想像她的一舉一動比起其他學生而言要受到白教官的關注，因此她行事也只得更小心謹慎，必須隨時處於自我規範和約束，因此在電影中可見方芮欣經常面帶愁容，但日常各種負面情緒、壓力在見到張明暉後便瞬間煙消雲散，唯有看到張明暉時她才會展露笑容。

當張明暉向魏仲廷解釋為何邀請阿聖加入讀書會時，他透露自己兒時已喜歡畫畫，但沒有一個認同他的老師給予他發展興趣的機會，而遇上同樣喜歡畫畫的方芮欣，二人志趣相投，經常相約到神廟前畫畫，他們可以就像水仙一樣「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用管別人的眼光」，兩顆孤獨的心靈因為「有人懂」而變得不再孤單 [1]，因此在戀愛關係中的方芮欣和張明暉是自由的。然而某次方芮欣偷聽到音樂老師殷翠涵與張明暉的對話，誤以為二人也有着愛情關係，於是在妒忌心與白教官的誘導下，錯將極權政府的檢舉機制當作手段，最終牽連整個讀書會以及自己的愛人張明暉一併被處以死刑。方芮欣也終因罪疚感而上吊自殺。哭泣女鬼形象化地代表了方芮欣的心結在死後仍未能釋懷，而電影結局雖然方芮欣直面過去犯下的錯，拯救魏仲廷逃出校園，她本應能夠逃出輪迴命運，但她仍然選擇留守校園，以自身的不自由來贖罪。電影以方芮欣一角來刻劃眾多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告密者實際上終其一生也活在愧疚與自責中，表現該時期的政權統治對台灣人民留下的創傷。

三、極權政府的差別對待

工友高伯伯的角色揭示了極權政府的荒謬性。從高伯伯的言語可得知他是退伍軍人，跟從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台灣生活。不同於年輕一輩，他們擁有戰爭記憶，對國家有血肉情義。然而電影卻呈現出外省軍人現實社會面臨的無奈與焦慮：儘管他們伴隨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但結果其功勞都被遺忘。雖然他對國民黨忠心耿耿，多次為黨上陣殺敵，立下了不少血汗功勞，但獨裁政府漠視他的付出，單憑他「收了幾根菸」，借鑰匙給讀書會成員的舉動便認定他包庇叛亂分子，無情地對他施以嚴刑，牙齒被拔、眼睛被挖，陷入被國家放棄的困境，甚至最後還被象徵國民黨的燈籠鬼怪奪去其性命。可憐高伯伯大半輩子忠誠愛黨，克守本分，卻非但沒能光榮退役，安享晚年，反而被誣蔑構以叛亂共匪的罪名，這對於一個軍人而言該是何等屈辱！反觀方芮欣的父親所犯的貪污罪顯然嚴重得多，卻因為他在國民黨內擔任高職官員，使他得以換上軍服，有尊嚴地被請走。

由此可見，儘量國民黨政府宣稱對於社會潛在的叛亂分子，採取的是「寧枉勿縱」的極權手段，可是他們並非一視同仁，內部之間存在互相包庇。故電影重點關注被邊緣化的外省人，着重刻畫國民政府對一些非統治階級的群體有選擇性的忽視，從而更顯示出他們統治政策的荒謬和不可靠。

四、結論：「記憶」作為治療傷痛的方法

《返校》為觀眾建構起一個重新審視歷史的方式，導演以恐怖故事象徵性的方式來覆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社會氛圍，其恐怖因素從魍魎般可視的驚嚇轉換至心理層面的恐怖，即人為的、透過國家壓迫及無所不在的監視機制形成的夢魘，從而讓觀眾感受到當時台灣人民的心理衝擊。最後電影為這些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創傷提供一個解決方法，即是「記得」:「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記得使我們思考過去，以歷史為鏡，避免重複犯錯，同時也讓人知道當下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其實得來不易。

註：
[1] 電影完整台詞如下：
方芮欣：「水仙有什麼好？比水仙漂亮的花多得是吧。」
張明暉：「水仙樣子簡單，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用管別人的眼光，有什麼不好？」
方芮欣：「這樣很孤單吧？」
張明暉：「不會孤單的，有人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