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原和城市中迷路的逃離者：《塔洛》

編按：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早前推出「藝評獎勵計劃2024—大專組」，透過公開徵集活動，吸引及鼓勵大專生撰寫藝評文章或拍攝評論短片。得獎結果已公布，本會應香港藝術發展局邀請，特於網站轉載電影組別的獲獎作品，勉勵年輕一代積極參與電影評論。

（本文為「藝評獎勵計劃2024—大專組」電影組別季軍作品，文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

《塔洛》（2015）改編自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創作的同名小說，講述一名放羊人塔洛去城裏辦身份證的經歷。有別於過往充滿美好想像或神秘傳說的西藏電影，導演從本土藏地人的視角出發，透過粗礪影像講述藏人平常生活。

電影的黑白畫面為全片定下孤獨基調，故事情節成為最重要的影片元素。電影主角塔洛是一名居住在草原上的牧羊人，平日見最多的是羊，是風，是草原。他的精神世界簡單，以「為人民服務」的語錄作為分辨好壞的標準，他能夠流利背誦語錄，卻不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出自司馬遷；他認為自己為村民放羊，等同服務人民的好人張思德──所以他的死同樣重於泰山。好人之死重於泰山，壞人之死輕於鴻毛，兩者之間不存在亦正亦邪，亦善亦惡。塔洛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都很單純，認為人人都如他這般簡單，世界非黑即白，沒有灰色地帶，這也正呼應黑白影像。

除了以顏色詮釋人物特色，導演延續其代表性長鏡頭拍攝手法以敘述故事。理髮館場面中鏡頭不曾移動與變焦。塔洛從左側進入畫面，穿過車流走進理髮館。與理髮館女孩楊措的交談聲甚至比他進入髮廊還早出現，直到塔洛消失在店門後的陰影，鏡頭才轉換至店內。好比人類以肉眼去觀察世界，雙眼在沒有外物的説明下，無法調整視力去看極細微或遙遠的事物，只能隔着一段距離觀察周遭事物。連續敘事與刻意營造的低頻狀態相輔相成，影片中的安靜氛圍讓人不自覺地跟隨鏡頭去凝視一切，包括鏡頭下的塔洛。長鏡頭中反覆出現的鏡像畫面同時暗喻塔洛與人隔着不可見的距離。塔洛與楊措交談時，他的臉只出現在牆上和桌上的鏡子里，與楊措的互動反應皆是鏡中倒影，彷彿鏡花水月。虛實交錯的畫面暗示塔洛與楊措終究悲劇收場，塔洛的世界最終只有他一人。

電影構圖同樣呈現塔洛孤獨於世的狀態。影片中的環境可分為自然景觀與城市景觀，兩個構圖畫面下的塔洛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現。電影開篇，塔洛站在畫面中心背誦《為人民服務》，身後是木架與辦公室。背完語錄後，多杰所長從右下角進入畫面，塔洛走進木架創造出的方框中，形成被擠壓的視覺效果，暗示塔洛在城市制度、權利面前是被壓迫、弱小的一方。塔洛結識楊措後，分別去到卡拉OK和藏族歌手的演唱會現場。第一次到卡拉OK的塔洛格外局促，即便在為楊措唱自己最拿手的拉伊（藏族情歌）時也沒有站在畫面中心，只出現在畫面左側，似乎就貼在畫框邊緣，下一秒就要離開畫面。塔洛在聽演唱會時，更僅佔據畫面的小小右下角落。歌手和觀眾的面容清晰可見，唯獨塔洛的背影被虛化──塔洛從不是城市的主角。相反，山上草原的塔洛永遠處於畫面中心，也處於自我世界的中心。無論放羊還是打井水，無論是水中倒影還是等羊吃草的背影，塔洛自然而然地處於畫面中心。導演拍攝城市景觀時盡力製造布萊希特式的「第四堵牆」，通過門、窗、破碎的鏡子等一切造型，將塔洛進行分割壓縮。所以他在山下處處被排擠，無論是物理位置抑或精神狀態都處於緊繃邊緣。山上的塔洛則多以全身、完整的模樣出現在畫面中，身後廣闊草原和遙遠雪山更加凸顯塔洛身處大自然中的自由快活。不斷交替的兩個景觀以及明顯構圖，強調塔洛與世界格格不入，凸顯其孤立於世的人物狀態。

最後，重複出現的電影符號展現塔洛的身份乃至精神世界觀的轉變。「塔洛」，即主角名字便是最鮮明的符號。塔洛本不叫塔洛，人人叫他「小辮子」，因為他留着常人都沒有的辮子，辮子便是他的符號。而塔洛這個藏族名字是建基其種族身份的稱呼，儘管沒有人這麼喊過小辮子。在身份認知的討論中，一個人的姓名具備社會屬性，代表他存在並活躍於社會裏。當他的本名被忘記，表明該人物身份的放逐。「塔洛」在藏語中有「逃離者」之意，暗示小辮子是一個游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人。小辮子要辦理身份證，則是在談他的國族身份，也在談他重新融入社會。他重新被冠名，小辮子這一稱呼成為過去式，過程中也必當面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差異衝擊，比如抽煙習慣、日常穿衣打扮等。而實際上塔洛也的確為此與多杰所長討論許久──「我知道我是誰不就好了嗎？」他不理解身份證為他帶來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辦身份證也只是為了讓別人知道他是誰。最後塔洛剃光頭髮，失去實質存在的小辮子，小辮子這個名字也隨之消失不見，小辮子這個人也被塔洛取而代之。諷刺的是，小辮子最終真的變成在草原和城市間遊走的逃離者。女主角楊措作為一個較為符號化的角色同樣在為塔洛作對比參照。楊措在唱歌和對話中，不斷強調「走出大山」，要到拉薩，到北上廣去。塔洛抽旱煙（捲煙），她抽薄荷煙；塔洛留辮子，她剪流行的短髮。塔洛是藏族文化的縮影，楊措則代表在藏族文化改革中逐漸蛻變的新一代年輕人。片尾的塔洛脫下牧羊時身穿的大衣和隨身攜帶的布袋，穿上羊主人同款的皮衣，背上皮包，配上光頭，儼然一副城市人的打扮。這些疊加在一起的符碼產生聯動效應，煥然一新的外在轉變暗藏塔洛心聲──他再也回不去草原放羊，不能繼續為人民服務，草原容不下我，所以我是個壞人。

萬瑪才旦在《塔洛》中呈現一個不常見於主流藏族題材電影的藏民形象──在草原與城市之間迷失方向的牧羊人，一人孤單地遊蕩世間。這部沉靜自省式作品跨越語言與色彩，透過塔洛探討身份，討論孤獨，娓娓敘述在地藏人的真實日常生活。